王道士之死
作者｜刘诗平 新华社高级记者，多次赴丝绸之路旅行。国内首位赴地球四极——南极、北极、第三极（高极，青藏高原）、第四极（深极，马里亚纳海沟）采访拍摄的记者。新闻报道之外，从事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全球化和探险史研究。 孟宪实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
在全世界刮起敦煌旋风的时候，许多人暴得大名，而一直身在旋涡中心的王道士，却始终处于边缘状态，只是偶尔被人提及，若有若无；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世界和它的历史，王道士自己是浑然不知的。在接踵而至的事件中，他有时手足无措，有时喜出望外，有时忧虑重重，有时还要装疯卖傻。他的生活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但也确实发生了许多变化。
王道士的一生，与敦煌藏经洞不期而遇，难解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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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的“业绩”
王道士首先意识到藏经洞经卷的意义，可能主要是精神上的。后来，当他挑选出一些书法好、品相好的经卷奉送给官府要员时，王道士从他们脸上的笑容，感到了这些东西的有用：能打动官员的东西当然是有价值的。而卑微的王道士能凭此与官员打交道，也证明了这些东西对自己的价值。
与“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司代诺”交往以后，王道士经历了犹豫、焦虑与内心的煎熬，认识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发现，藏经洞的经卷原来如此奇货可居。毫无疑问，这个发现对王道士来说，比发现藏经洞更让他兴奋。
王道士是有宗教信仰和道教功德理想的，当时他的主要难题是经费。他每天外出化缘，省吃俭用，但得来的银两仍然极其有限。所以，当从斯坦因那里讨价还价获得200两银子的捐献之后，王道士那大喜过望的表情是可以想象的：要靠化缘，得奔波无数个日夜；如今，得来全不费功夫。后来伯希和拿出了更多的银子，日本人也出了些银子。斯坦因再来的时候，虽然所得经卷跟上一次没法比，但所出的银子却不少。在这一系列交往中，经卷的价格显著提高，显示出王道士对经卷价值的认识在提高。
不过，王道士一直是在他的原则内小心地经营着这些经卷。王道士始终没想过要改变自己的信仰初衷，这一点也极大地影响了他对藏经洞藏品的处理方式。
斯坦因曾想给王道士一笔可观的银两将藏经洞藏品一网打尽，但遭到了王道士的严词拒绝。斯坦因后来告诉大家：王道士“既担心圣洁的名声因此受到玷污，又不愿放弃一个为他修缮庙宇洞窟提供捐赠的好机会。……看得出来，王道士一直都在上述两种选择之间犹犹豫豫，举棋不定”。
的确，对虔诚于宗教事业的王道士来说，募集钱财修建道观，是他最为急切的事情。看管好藏经洞与其说是在执行官府的命令，不如说是在做自己的功德。斯坦因开出的价钱是40个马蹄银，甚至80个马蹄银（4000两），这无疑是笔巨款，但王道士不为所动。斯坦因也劝王道士：“如果敦煌不宜停留，可以拿了这笔钱告老还乡，享受安逸的晚年。”对此，王道士也同样断然拒绝。他并不仅仅是为了金钱，更不想因为金钱而玷污自己的信仰。
王道士与斯坦因的交易，是用一种十分奇怪的方式进行的。斯坦因获得经卷，不是用钱买的，但他确实拿出了一笔钱。王道士交给斯坦因一批经卷，但不是卖的，而是奉送。双方是以互相赠送的方式完成交易的。不能简单认为这是一种掩耳盗铃和自欺欺人，斯坦因实际上是屈从于王道士的观念。毫无疑问，如果斯坦因不出钱捐献给王道士作为庙宇修缮的经费，他是得不到王道士的经卷的，但王道士拒绝使用买卖的方式。
王道士的观念是耐人寻味的。他到处化缘求财，他的计划确实需要很多钱，但他拒绝买卖经卷。他送给斯坦因许多经卷，但又要接受者保守秘密。一切也许可以从他有宏大理想但没钱没势这样一种现实的状况得到解释。他作为一个道士，接受他人的捐赠是天经地义的，在这个观念中的一个前提是，赠物给求道者也是天经地义的。不应忘记的是，斯坦因打动王道士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利用了唐僧玄奘，斯坦因把自己描述成了一个追寻玄奘的西方信徒。当斯坦因打开的第一卷佛经，竟然就是玄奘的译经的时候，王道士实际上比斯坦因更加震惊，他认为这是斯坦因信仰的精诚所至。一个西方的信徒需要经卷，一个中国的道士需要做功德的银两，两者各取所需。
从斯坦因的记录来看，王道士的犹豫和反复显而易见，他的矛盾也许不是来自内心深处，而是来自官府和民众的存在。他是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上理解送给斯坦因经卷的不利。
王道士的信仰热忱，导致了他从信仰的立场上去理解斯坦因，以及他和斯坦因的关系，虽然事实上斯坦因只是一个文物的巧取豪夺者，与宗教信仰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当斯坦因1914年第二次来到敦煌的时候，王道士还主动将斯坦因当年“捐助”的200两银子的支出账目拿给斯坦因看，表示自己全部用在了功德事业上。他把自己与斯坦因的关系，视为信徒与施主的关系。
王道士是个虔诚的道教信徒，虽然他的宗教理解水平很容易受到质疑，但这并不妨碍他的自我认定。
当然，王道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与斯坦因的交往中，王道士毕竟尝到了前所未有的滋味，经济观念开始觉醒，而从北京取走所有藏品的那一刻开始，他已经学会了讨价还价。这在与日本人交易的时候，在斯坦因第二次到来的时候，都有很充分的表现。但正是他的宗教热忱引导他犯下大错，他要利用藏经洞的经卷去完成自己的宏图大业。这是他千古“业绩”最显著的一笔。
王道士的第二项“业绩”，是为了方便进香礼佛者而兴修“古汉桥”，将一些洞窟的窟壁打掉，让窟与窟相通，这使得许多壁画彻底被毁。1942年，敦煌学家向达写道：“阁道既毁，有许多窟就此无从上下，于是那位以盗经著名的王道士王圆箓又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他将许多窟壁凿穿，因之以前不能登临的窟，如今都可以彼此往来。不过这一来却糟了，窟中的壁画凭空开了一个以至于两个大洞。千佛洞壁画所遭的劫，以这一次为最大。千佛洞所有最早的魏隋以及初唐诸窟都聚集于今称为古汉桥的一带，而凿壁通路也以这一带为最甚。单就这一点而言，王道士真是罪不容诛。”
把已经显得陈旧的壁画重新绘画，是王道士的第三项“业绩”。莫高窟吸引王道士的地方，是这里浓厚的宗教氛围，但是当他看到古代的壁画斑驳陆离时，他首先意识到的是信仰的没落。他决心像古人一样重新绘画，让古老的莫高窟焕发出新的光彩。他化缘求钱，请工匠来做这个功德，使用新的色彩把原来的旧壁画遮盖起来。每完成一面墙壁，他的成就感就增强一分。
王道士当然不知道，他的这项功德正是完完全全的破坏。古老的珍贵艺术就在这种信仰的热忱中被毁。包括斯坦因在内，到过莫高窟的学者，没有人不为王道士的这个行为感到惋惜，但谁也无法否认他的信仰动机。从良好的动机出发，以破坏的效果为结局，这种事情在敦煌、在中国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王道士对宗教的热忱，还表现在他的“千相塔”上。那时的莫高窟，有许多残损的佛像和彩塑，王道士没有把它们丢弃，而是虔诚地收“葬”起来，在莫高窟东面的大泉河畔为之建塔，并且邀请已升任安肃道道台的廷栋写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记》。这是1910年的事情，塔记的额首题曰“永垂不朽”。这个千相塔一直保存到20世纪50年代初。
1906年，王道士的事业达到一个高峰——主要由他主持修建的三层楼拔地而起，巍峨壮观，成为莫高窟醒目的建筑。两年后，他的太清宫（下寺）落成。让王道士感到遗憾的是，在他去世前没能看到一栋正在建设的、更加宏伟的五层楼建筑竣工。
实际上，王道士真正的业绩，是他当时最不重视的另外一些事情。他在莫高窟前种下了一片白杨，现在已经蔽日参天；他开垦的田地，每年都有些收成；他盖了几间房屋，后来的人仍可以歇脚或居住；他收留了几个徒弟，并有徒孙传业。他最后的一个徒孙死于1944年的冬天。那年之后，王道士的画像才从太清宫的墙壁上取下。
王道士和他的一切从此成为历史。岁月无声，只有他的墓塔依然还立在河岸，听凭风吹日晒，历经春夏秋冬。
三个女基督徒眼中的王道士
1925年端午节，长期在华传教的三位英国基督教女传教士盖群英、冯贵珠、冯贵石，来到嘉峪关以西属于安西县境的赤金堡。两年前的1923年6月，她们离开生活了多年的山西，前往遥远的甘肃布道，在张掖停留了数月后，于1924年抵达酒泉。在此后的十数年中，她们以酒泉为基地，多次沿丝绸之路穿行于戈壁沙漠，在甘肃和新疆巡回布道，直到1937年离开中国。
1925年，盖群英三人开始遍访酒泉及周边地区。正是在赤金堡，她们首遇王道士。当时，赤金寺年过八旬的李姓方丈邀请周边众寺住持帮忙做法事，王道士在获邀名单中。虽然华尔纳盗揭敦煌壁画和拿走塑像之事使王道士受到牵连，他甚至有时还要靠装疯卖傻来躲避官府和村民的追问，但此时王道士一切正常，对这三个说着中国话的外国女传教士非常友好，并邀请她们走访莫高窟。
由盖群英、冯贵石执笔的《戈壁沙漠》一书写道：
就是在那时，来自一座著名石窟寺的王道士，邀请我们参访他所管护的洞窟神龛。“很少行人路过我们那儿，”他说，“这些洞窟神龛非常古老，和南山脚下的佛窟寺庙是同一路的。”“道长，”我们说，“数月后，我们希望在您的墙阴下搭起我们的帐篷。那时您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可以告诉我们您所知道的千佛神龛种种，而我们也会告诉您我们所知道的人类接近上帝的方式。”“希望再次见到你们。”他说，然后鞠了个躬，便离开了。
几个月后，盖群英三人来到敦煌。忙碌之余，她们想到了莫高窟和王道士。敦煌友人不时鼓动她们走访莫高窟：“千佛洞备有客房、马厩和厨房。王道士认识你们，会对你们多多关照的。”
盖群英三人于是来到莫高窟，见到王道士，在下寺的客房里住了一段时间。
王道士虔诚化缘所建下寺客房，给她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戈壁沙漠》讲述王道士经营这片绿洲、栽下一行行白杨后写道：“给香客们建一座客房，是他接下来的心愿。尽管敦煌的物资和劳力比其他地方便宜，但要建这样一座客房，仍须花费相当可观的金钱。为达成这一心愿，他不停地外出化缘，拜访城里的有钱人和富户，寻求他们布施。没有谁会让他空手而归，他总是带着足够的钱返回心爱的石窟寺，继续实施他那朴素的计划。”
她们同时在书中讲述了王道士用藏经洞文书从斯坦因那儿换取银两的过程。“此后，千佛洞不再缺钱，有可观的银子储备着使用，继续维持着他的工程。这些银子进一步用在了千佛洞的美化上。现在，来到这里的旅行者，可以穿过一片浓荫，进入凉爽、舒适而宽敞的客房。客房里有一个干净的房间等着他，舒适生活所需的用品都任其使用。我们从沙漠旅程的炎热刺眼、疲劳干渴中，走进这座幽静的建筑物。坐下歇息片刻后，便听到一句颇受欢迎的话——‘水大开了’，提醒我们烧水壶里的水已经烧开。”
《戈壁沙漠》写道：玄奘是王道士给自己选定的守护神。“在住持（王道士）的亲自监督下，客房几面墙上装饰着具有传奇色彩的玄奘取经故事图画，其中一幅描绘了玄奘从印度朝圣归来的漫长旅程中，牵着一匹驮载珍贵佛经抄本的马。他们站在激流的岸边，这匹不情愿的马儿拒绝涉水。这时，一只巨龟出现，将他们安全渡过了河。在另一幅图画中，可以看到一条巨大的、凶恶的龙，这个巨兽吞下玄奘的马，但这位朝圣者的威严和无畏，迫使巨兽将马归还。”
王道士1931年去世后不久，盖群英三人再访莫高窟。她们看到的是新建的王道士墓塔，接待她们的人已经换成了王道士的大徒弟赵明玉。物是人非，“在外面多石的缓斜坡上，一座新的坟墓被修建起来，里面躺着王道士”。走进王道士曾经的住室，“我1发现，我很难相信王道士没有像从前那样走出门来，手里拿着念珠，边走边说：‘你们又都来啦！欢迎啊！很好啊！’”
不翼而飞的“转经桶”
王道士已经远去，但给后来的人们留下了许多悬念。
伯希和运走藏经洞宝藏不久，敦煌县政府就对藏经洞采取了措施，把其中的一些经卷装在两个大木桶里，木桶外面画上彩漆，封钉坚固，将桶的上下端掏空，套立在木柱上。木桶可以推动旋转，安放在佛殿上，叫作“转经桶”。其余的经卷仍然堆积在藏经洞里。县政府的文件中明确规定：“责成王道人将此项经卷妥为保守，毋再遗失私卖，致干咎戾。”经卷依旧由王道士负责，只是强调不得遗失和私自转卖，不然就要追究责任。
1910年春，敦煌县政府接到上级命令后，将藏经洞中留存的经卷搜罗护送至省会兰州。经查点，共计写经8000卷。这就是运送到学部后入藏京师图书馆的敦煌“劫余”。敦煌县政府由此领到了库平银6000两，兑换成敦煌市平银6918.4两。
敦煌县政府在上报文件中说按计划分配了这笔款：300两银子留作莫高窟香资，503.4两作为修补瓮城之费，其余的大宗据说要将文庙改造一新。
王道士领到了300两“香资银”，是在宣统三年二月初五（1911年3月5日），并且写有领条。
敦煌县政府浮皮潦草地将藏经洞遗留品运走后，经桶则原封未动，只是加盖了两个省里的官印，算是进一步加封，依旧由王道士负责。
1910年12月13日，敦煌知县打给上级的报告说：“查卑县千佛洞佛殿转经两桶并未拆视。”
1911年是新旧政权交替之年，敦煌的知县更换频繁。这一年以及此前和此后的三年内，上面打来报告要求各新任知县“请烦查照，严谕王道人将经桶看守，以免遗失”一类的文件特别多，看来政府对留在王道士手上的两个转经桶是重视的。
1911年的最后一天，敦煌知县打给上级的报告写道：“敝县除分谕王道人会首，妥为保护外，当即亲往千佛洞查验经桶，原有本道宪两次朱标印封，敝县未便启视，所有查验情形，拟合移知。”当时的知县申瑞元不仅把王道士叫到跟前，嘱托他好好看管，而且亲自去莫高窟查验了转经桶，只是当他看到上面盖的朱红大印原封未动时，便没有打开检查。
王道士一面服从知县的命令，一面却在干着转移经卷之事。到最后，干脆连两个转经桶也不见了踪影。
斯坦因在写他的敦煌获宝经历时，讲述了“王道士的故事”。在说到王道士收藏经卷时，斯坦因写道：“当官府下令运走藏经时，王道士曾设法将一部分他认为特别有价值的汉文写卷另藏了起来。这批卷子的数量想必也不会太少，1911年吉川小一郎就曾取走一部分卷子。后来我再度造访这里时，还有丰厚的收获，满满地装走了5箱子的汉文经卷，大部分保存完好。为了获得这些经卷，银钱自然也得增加。我怀疑直到现在王道士的小库房也还没有被取光。”吉川小一郎、斯坦因的所得，也许就是转经桶里的经卷。
王道士“小库房”里的经卷确实还没有被取光。奥登堡1915年来到这里时，获得了数量惊人的卷子，大量较碎的卷子是奥登堡将洞窟底部刨过一遍后获得，少量的完整经卷则是从王道士及当地人手上所购买。
在藏经洞被发现半个多世纪后，人们发现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皇家图书馆里，竟然也藏有来自敦煌藏经洞的14卷汉文文书，其中既有天下孤本《华严经论》，也有早已散佚的《太玄真一本际经》。这批藏品来自丹麦商人索仁森。他在1915年初到达敦煌，当时奥登堡刚刚离去。他随后就从王道士手中买到了这批经卷，并于同年11月捐给了丹麦皇家图书馆。
王道士是把这批藏品当作宝物来囤积居奇的。转经桶中经卷的去向，是王道士留给世人的悬念。事实上，王道士留下的悬念还不止于此。
神秘的藏文写经
在大宗经卷从敦煌运出之后，中国的各级官府没有人认真对待王道士，也没有人真正清理过藏经洞，虽然政府并没有忘记留下的转经桶。宣统三年（1911年）、民国元年（1912年）、民国二年（1913年）都曾查询过此事的下落，但始终不明不白，最后不了了之。
几年过去后，又传出有人在莫高窟买走大量经卷的消息，另有人说其中还存有大批的藏文佛经。因此，到了民国八年（1919年），甘肃省政府教育厅令敦煌知县将该项藏文经卷悉数运送来省，交由省图书馆保存。
我们找到了一件民国八年甘肃省教育厅就运送“梵字经卷”到省城兰州下达给敦煌县的文件。
甘肃省教育厅下达第三一九号训令：
令敦煌县知事照得释氏经文，流传最久，保存古物，中外皆然。该县属之千佛洞，旧藏古代梵字经文，亦为古物之一种。近闻该处住持道士不知爱惜，任意毁灭，或为酬赠之品，或为渔利之资，殊非保存古物之道，合亟令仰该知事，遵将该项梵字经卷，悉数运送来省，交由省城图书馆保存，脚费若干，运到后由该馆照数付给，切切，勿延此令。阎世璘民国八年九月五日
接到省教育厅的文件后，敦煌县随即又转发了一个责成劝学所所长处理此事的文件，然而劝学所让王道士将所存梵字经卷点验后，将其封存于莫高窟的一个洞窟内，并没有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把梵字经卷运往兰州。其中，王道士不同意拿走或者敦煌县政府不愿意将此运出县境大概是根本原因。
第二年，省教育厅厅长阎世璘再次派专员到敦煌县处理将藏经洞经卷运送兰州一事。由兰州来的督办员于1920年6月17日抵达敦煌，随后会同劝学所所长朱文镇等相关人员一道骑马来到莫高窟。他们指令住持王道士将洞门泥封挖开，一一点验清楚，成捆的藏文写经竟达94捆之多，带夹板经书11打。
检验完毕后，王道士和敦煌县政府依然没有让来人将其全部带走。议定的办法是：以“石洞严密干燥”为由，将90捆仍旧保存在洞中；其余4捆及带夹板经书11打移置劝学所内。移置劝学所内的4捆及带夹板经书，后由兰州来的督办员带回1捆、1打保存甘肃省图书馆外，其余3捆、10打保存于敦煌县劝学所，以作古物纪念。
现在，这批藏文经卷分藏于甘肃省图书馆、敦煌市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等处。
王道士之死
1931年佛诞日后的第10天，即农历四月十八日（6月3日），守望了莫高窟30余年的王道士，走完了他辛苦的一生，终年八十有余。他的徒子徒孙为他修建了一座道士塔，塔上嵌有其徒子赵玉明、徒孙方至福于民国二十年七月三十日（1931年9月12日）即王道士死后百日撰写的墓志。碑首中央篆刻了“功垂百世”四个大字。墓志铭写道：
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民国二十年古历七月卅日，为吾师王法真仙游之百日，门弟子咸颐碑记行略，请命绅耆，众皆曰“可”，何幸如之！夫吾师姓王氏，名圆箓，湖北麻城县人也，风骨飘然，尝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孳孳修炼。
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叹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建修太清宫，以为栖鹤伏龙之所。又复苦口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事也。呜呼！以石室之秘录，千百年而出现，宜乎价重连城，名驰中外也。
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葺大小佛洞，积三十余年之功果，费二十多万之募赀，佛像于焉庄严，洞宇于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惟五层楼规模粗具，尚未厥观成功，陆前县长嘉其功德，委为道会司以褒扬之。今者羽轮虽渺，道范常存；树木垦田，成绩卓著。道家之香火可继，门徒之修持有资，实足以垂不朽而登道岸矣！夫何必绝食练形，而后谓之飞升哉。
千佛洞太清宫徒子赵明玉、徒孙方至福稽首谨述
王圆箓的墓塔——道士塔，位于莫高窟前、大泉河对岸。在这个拥有千年辉煌的佛教圣地莫高窟，最后由一位道士终结了它的古典时代。其中的象征意味是深长的。直到一些年后，莫高窟重新受到重视，重新展现它的古典之美的时候，为了艺术巡礼和旅游，敦煌游人如织的时候，很少有人再提起王道士。道士塔在不远处观望着今日繁荣的莫高窟，在岁月的风沙中斑驳，无声无息。
在佛教氛围浓厚的莫高窟，道士塔孤零零地立在一边，它与这里的整体土黄色环境是一致的，但与这里的气氛又有许多的不和谐。王道士已经作古，但他与莫高窟的关系并没有结束，他已经成为莫高窟历史的一部分。对于那段历史，可以扼腕痛惜，可以激扬文字，可以愤怒呐喊，但无法改变，无法假设。
王道士在最后一次接待了美国人华尔纳之后，人生的境遇突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虽然也有像基督教女传教士盖群英等人来到莫高窟时热情的欢迎和开心的时刻，但是总体而言，从1924年以后，王道士便进入了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这黑暗整整持续了漫长的七年时间，一直护送他走进孤独的道士塔。
很多年以来，四月初八佛诞日，都是王道士最忙碌、最兴奋的日子。这一天，他要早早地起床，清扫庭院。敦煌及其附近的人们纷纷涌入莫高窟礼拜进香，作为这里的主人，王道士不能怠慢香客。他们都承认王道士的地位，向王道士捐献一些香火钱。王道士笑吟吟地与施主聊家常。他在人群中穿来走去，不停地与熟人打招呼。后来他有了一些弟子，许多事情就由弟子们去做。他率领着自己的弟子们，穿着浆洗干净的衣服，迎来第一批客人，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当夕阳照在三危山上的时候，他实实在在地感到充实和满足。
不仅如此，敦煌县政府曾经一度邀请他来主管全县的道教事务。作为当地宗教上层人士，王道士振兴道教的空间大了许多。很多时候，他还接受河西一带其他宗教人士的邀请，前往帮忙做做法事。这一切，同样让王道士感到惬意。
那是一些多么令人怀念的日子啊。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他常常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
那样幸福的日子，从1925年的佛诞日开始就渐渐溜走了。从此，他不仅不再兴奋，而且开始逃避和恐惧这个日子。头一年华尔纳的行为被人们发觉，在这年佛诞日，人们不再像往年那样友好地对待他了，他突然之间变成了人们的仇敌，他们像对待叛徒一样向他大喊大叫，指责他与外国人勾结，破坏和玷污大家心中的这方净土。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他怒目而视，他突然成了贼，他不得不逃避一切目光。在他身体还可以坚持的时候，每逢佛诞日他就离开莫高窟出去云游。最后他已经没有这样的体力了，就干脆躺在屋里不出来。
那些曾经支持他的敦煌地方官员，也突然之间就与他拉开了距离，新调来的知县不再待见他，避之唯恐不及。从前那位经常在官场走动的王道士，一夜之间就消失了，他甚至不得不装成精神失常的样子，以躲避官府和村民没完没了的追问。
华尔纳买通王道士从莫高窟剥移走一批壁画和塑像，引起当地人们的极大愤慨。华尔纳在1926年12月26日写给斯坦因的一封信中说，他曾经给王道士送过75两银钱，但这个数字被夸大到了10万银圆。村民们为此找到王道士，要求他拿出这笔钱来。王道士当然拿不出来，有的村民于是以死相威胁。王道士不得已，只能装疯卖傻，才算躲过一劫。
王道士最后岁月的凄凉，是可以想象的。后来发现的许多隐藏起来的经卷，实际上都与王道士有关，但王道士为日后准备的东西，许多他都没再动用，就像被他自己遗忘掉了一样。也许他并没有忘记，但他已经没有那个心思了。结果，那就成了王道士留给我们的悬念。
事实上，王道士到死都不明白他的行为给中国和敦煌带来的损害。他不明白，当时的中国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民族的情感经过几十年的刺激终于成长起来，中国已经从压迫者那里学会自我保护，知道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和保护民族文化。王道士不知道，让他自鸣得意的事情，其实是上了外国人的当。他是渐渐发现经卷的经济价值的，但即使价钱要得再高，他仍然是被欺负的中国的代表。文物是唯一性的，是无价的，他最多是把这些经卷等同于财宝，并不能理解文物的意义、文化的意义。
王道士在百思不解、寂寞难耐和众人指责的氛围中死去。一个民族精神匮乏的时代，与王道士一起走到了尽头。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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